三聚氰胺奶粉涉事官员已复出 奶粉危机仍未解决

2013年06月19日17:01  南方都市报
2010年3月13日,“结石宝宝”周梦涵在卧室一角抱着爸爸带给她的娃娃。CFP图片 2010年3月13日,“结石宝宝”周梦涵在卧室一角抱着爸爸带给她的娃娃。CFP图片
2009年3月28日A14-17版家有“结石宝宝”2009年9月9日深度周刊 2009年3月28日A14-17版家有“结石宝宝”2009年9月9日深度周刊
行唐县余地村一处奶牛养殖小区。南都记者 王世宇 摄 行唐县余地村一处奶牛养殖小区。南都记者 王世宇 摄

  关键词:结石宝宝 经典报道:三鹿的罪恶之门如何打开 2009年3月28日A14-17版家有“结石宝宝”2009年9月9日深度周刊

  结石在周梦涵的肾脏中消失3年后,父亲周进的忧虑并没有减轻。

  2010年下半年开始,周梦涵在深圳上幼儿园了,一个学年后,她被爷爷奶奶带回湖南道县老家。无论是幼儿园老师,还是父母的观察,这个出生于2007年5月的幼儿,显得过于孤僻。

  周进还发现,女儿的尿液仍然很臭,最近的几次检查,仍显示“隐血”。这意味着,她的健康还潜藏风险。

  一颗“1.2厘米×0 .8厘米”的结石曾经盘亘在周梦涵的肾脏中,成了这个家庭的噩梦:孩子尿血,并出现尿路感染,尿常规和肾功能均不正常。2008年9月之后,周进带着女儿,求医足迹由南到北。如今结石虽早已消失,他仍在顾虑其他风险……

  周梦涵是被三聚氰胺伤害的30万婴幼儿之一。而来自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的维权行动,随着核心人物赵连海获刑,早已沉寂谷底。但事发5年后,内地的整个奶品行业仍在为当年失掉的信任埋单。

  损害几何

  听周进陈述近年的遭遇,是在东莞市长安镇成片工厂中的一家茶餐厅里。他显得过于瘦削,说话相当腼腆。但当谈及女儿的前途时,这位父亲的态度变得非常坚决,“我不会善罢甘休的”。

  2013年4月初,周进从佛山来到东莞,在一家制造手机壳的工厂里打工。此前他和妻子在佛山待了几年。孩子每隔三个月或半年就要重新检查。如今,去医院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,但对这个家庭来说,压力仍然不小。

  周梦涵2008年被查出结石时,卫生部下发通知,要求医院实行免费救治,不得拒诊患儿,待查清事实,分清责任后依法结算。周进手里至今捏着几年来积攒下的10余万元看病发票,试图寻找机会报销。这也是他上访的原因。2009年初,“问题奶粉”医疗赔偿方案出台后,标准被“一刀切”,他拒绝领取2000元标准的赔偿。

  周梦涵如今与正常孩子看起来没什么不同。只有在上街时,她的恐惧记忆才会被唤醒。周进说,每次在街上遇到“十”字,女儿会不自觉躲到大人身后。

  与医院相关的记忆也存在另一个“结石宝宝”王琳娜的脑海中。母亲郭彩虹回忆,听到她提出“去外地”,王琳娜会条件反射地说:“要去打针了。”

  郭彩虹是河南省鲁山县人,她腰部以下残疾,在女儿被发现结石后,这个母亲多次坐着轮椅进京,参加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组织的维权行动。三鹿事件发生以来,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,30万患儿受到不同程度损害。

  2011年底,王琳娜的体检报告显示,肾部结石已经消失,但颈部淋巴结肿大。肝功肾功检查报告单还显示,3项指标不正常。这被郭彩虹认为与毒奶粉有关。

  周进说,他的精神压力很大,最担忧的是女儿的未来。多年来,他一直等待着国家关于三聚氰胺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。

  2009年2月,卫生部向科技部紧急发文,建议启动《三聚氰胺致泌尿系结石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治研究》课题研究项目。当时公布的初步研究结果称:除产生泌尿系结石外,尚未发现三聚氰胺本身对肝脏及其他脏器的损害。

  在2013年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,卫生部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,改为卫计委。这一课题仍没有最新的研究结果公布并见诸报道。

  目前可查的一篇关于三聚氰胺对婴幼儿肝肾功能的随访研究,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。

  在2012年发表的这篇论文中提到,研究人员通过对37例三聚氰胺结石患者进行为期一年的随访检测发现:三聚氰胺对婴幼儿具有毒性作用,主要损害泌尿系,可导致结石形成。

  该研究还发现“三聚氰胺会引起婴幼儿GPT升高,提示对肝功能有一定损害”。尽管这份研究报告指出,在经过治疗和/或停止摄入三聚氰胺之后,肝功能恢复良好,未发现损害进一步加重的征象。但已足够让“结石宝宝”的家长担忧。

  家长群沉寂

  “没人能确保我女儿未来不出问题。”周进说,他必须给女儿一个交待。他甚至认为,这涉及到作为父亲的尊严。

  这种想法代表了部分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的想法: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,此前从未用于人体食用,谁也不知道它的其他风险。

  赵连海作为“结石宝宝”之家网站的发起人,曾为受毒奶粉事件影响的儿童争取权益。正是出于这种婴儿健康的未知风险,他当年即对“问题奶粉”的赔偿方案表示不满,认为治疗费不应仅仅局限在18岁之前,而应是终身的。

  2013年4月9日,赵连海在电话中说,多年的维权让他感到非常孤独。2012年5月,他刑满之后便沉寂下来。

  在以往的“结石宝宝”维权行动中,赵被指利用社会热点问题起哄闹事,扰乱社会秩序。2009年11月,他被刑事拘留,原因是“涉嫌寻衅滋事罪”。次年11月10日,北京市大兴法院以“寻衅滋事罪”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半。

  在失去自由1年后,赵连海获得了保释。一个网络博客从2011年开始以他的名义发布关于“结石宝宝”的最新信息。如今,这个博客早已停止了更新。同一年,赵连海联合其他家长,创建了一个民间捐助账户,帮助了近40个“结石宝宝”家庭。

  周进是这个账户的受益人之一。他带着周梦涵到医院检查后,会把相关的发票和诊断证明寄给赵连海,后者拨钱给他。

  但现在郭彩虹发现,这个公共账户已被逐渐遗忘,很久没有出现新的捐赠记录。赵连海也承认,即使是最初的创建者,也不再顾及这个账户了。

  “走到最后很寒心。”赵连海说,他想唤醒更多家长的维权意识,但最后他们都选择了沉默,或者消失。出于家庭和工作的压力,他在刑期服满后也选择了放弃,“我对这个家庭有愧,要多陪陪他们”。但对于当年的行动,他表示并不感到后悔。

  另一位父亲则在重庆“劳教潮”中被波及。唐琳,重庆市奉节县红土乡人,因怀疑儿子的死亡与服用三鹿奶粉有关,他在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的Q Q群内发表了一些被认为“极端”的言论。

  与彭洪、任建宇的遭遇一样,这些言论被重庆警方监控。2010年5月20日,他被重庆市劳教委决定劳教一年。唐琳透露,去年12月,在重庆对一系列劳教决定的重新审查中,他的劳教决定也因“证据不足”被撤销。

  如今,唐琳的Q Q头像仍是儿子生前的照片,而当年家长QQ群已沉寂多时。

  整治风暴过后

  2012年赵连海刑满时,一个名叫谷国平的河北农民也提前半年获释出狱,他是因三鹿事件获刑的奶站老板之一。与此同时,因“三鹿事件”被问责和引咎辞职的多名河北官员已经陆续低调复出。

  周进对此显露出了不满。他称自己之所以选择三鹿奶粉,正是因为妻子刘欢是河北人,妻子老家附近就有大量农民以奶牛养殖为生。直到毒奶粉在周梦涵体内形成结石后,他才察觉到危险的源头距离女儿如此之近。

  获释的谷国平是行唐县谷底村人,开设奶站时多次将含有三聚氰胺的“蛋白粉”添加进120吨原牛奶中,销售到石家庄市三鹿太行乳业有限公司行唐奶源配送中心,因此获刑4年,并处罚金24万元。

  在当年的报道中,这些奶站老板被认为是导致“结石宝宝”问题出现的元凶。

  2013年3月27日,谷国平出狱一年后,开始和妻子经营一个油条摊档。他试图对当年的行为作出解释:“我刚干,还没摸着好头哩。”谷国平说,他此前没养过奶牛,看到别人开奶站赚钱,也投资购买了设备。彼时,他的奶站收奶量从最初的每天三四吨涨到六七吨,但只干了6个月,东窗事发。

  谷国平将自己坐牢的部分原因归结为“没钱没关系”。他说,当时收奶的都往里加东西,但整个村子只有他一人被抓。

  谷底村的村民也认为谷国平“运气差”,当年还组织上百人去法院说情。即使时间已经接近5年,一名奶农仍认为,谷国平被抓是因为“点背”。村会计孙会章说,添加三聚氰胺的不是谷一个人,但当时“抓到谁算谁”。

  谷底村鼎盛时,1000户都养奶牛,如今这个规模已经大不如前。三聚氰胺事件后,行唐县开始了整治风暴,迅即蔓延到这个传统的奶牛养殖村落。

  目前,全村奶厅已经缩减到3个。奶农散养的模式被养殖小区所替代。每个奶厅建设一个小区,所有的奶牛被集中在一起圈养。一个奶农占地约半亩左右,被以木栏隔开。而小的散养户由于成本增加正逐渐退场。

  但这种模式在奶业专家眼中并不被认可。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丁棉认为,这并没有改变“把牛当猪养”的本质,只是简单的集中营,也无助于提高奶的品质。

  行唐县奶源办主任盖连义的工作是监管奶源安全。他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,自己所处的位置“压力很大”。盖连义每个月都要对奶厅的牛奶取样,送往县的检测站抽查。但因为县里没有资质,只能起到预警的作用。

  “有时候,发现有个别的含抗(即抗生素超标),公司对照时说他们检测的奶没问题,都收了。”盖连义透露,行唐县目前正在申请检测资质。但即便资质下来,一旦发现问题,还是“以企业的为主”,“他们更专业。”

  “本能恐惧”

  如今,赵连海儿子的结石已经清除,但是体质差、瘦弱这些特征都显示,孩子的身体素质低于正常儿童。

  他不再让孩子接触乳制品,“一种本能上的恐惧,扎在心里了”,他承认,虽然现在市面上的乳制品质量提高了不少,但自己心里的恐惧感却未能消除。

  而周进则关注香港的“限奶令”,跟很多家长一样,他不再信任国产奶粉。公开报道显示,在三鹿事件后,中国的奶制品安全也经历了多次考验:

  2008年12月,蒙牛特仑苏牛奶中的添加剂O M P(造骨牛奶蛋白)遭到质疑,被责令禁止。

  2009年3月18日,浙江省质监局对晨园乳业生产的乳品进行抽样检查,多批次乳品被检出含“皮革水解蛋白粉”。这种物质与三聚氰胺的作用一样,也被用来增加奶的蛋白含量。南都记者2012年在河北学洋明胶厂内找到的一个账本也显示,皮革水解蛋白曾流往奶品企业。

  2011年12月26日,蒙牛乳业(眉山)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 1超标140%,黄曲霉毒素M 1为已知的致癌物,具有很强的致癌性。蒙牛随即向全国消费者致歉。

  ……

  周进还在为这个家庭寻找一种保证。当“结石宝宝”问题在媒体和公众视野中逐渐消失后,他能做的只是每次回道县老家时去找一次政府。“尽管这没用”,他承认,但至少让政府知道,“结石宝宝”家庭是存在的。

  仍然坚持跟政府打交道的后果之一是,每年9月11日前后,政府的人会与他联系,劝他不要上访。9月11日,是家长们设定的“结石宝宝”纪念日。

  周进还准备再要一个孩子。大腹便便的妻子刘欢已经回到老家养胎。和许多“结石宝宝”家长一样,在这个问题上,他表现得颇为纠结:“潜意识里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,但又不愿意承认女儿是不健康的。”

  这个年轻的父亲说,已经准备好给第二个孩子喂母乳,如果营养不够,他将托朋友从香港捎几罐奶粉过来。周进刚到东莞打工,目前每个月的收入是2000多元。

  (实习生魏亚雄对本文亦有贡献)

  原作手记:信心来自哪里?

  奶粉带多了会可能坐牢,被称为“自由港”的香港出台这样的法令,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,奶粉不是白粉,至于如此吗?但是,当你想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没制造出让消费者有信心的奶粉,会觉得香港的做法也不足为奇了。

  2008年9月我在广州的医院采访时,新入院的男孩岑彦亮刚刚做完灌肠,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哭喊。1岁零7个月的岑彦亮1岁后就没喝三鹿,他肾脏内的结石有23×5毫米大,母亲龙金姣接受不了这个事实,孩子入院当天嗓子突然就哑了。

  那个病房里接收的全是“结石宝宝”,而且汇集了包括三鹿在内很多奶粉品牌,每份病例就是一份诉状,记录着孩子吃的是什么奶粉与结石的大小。每个孩子都挂着吊瓶,有的从手打,有的从脚打,还有的从头上打,这样输液有好几天了,究竟有没有作用?其实医生也不知道,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这种病的记录,也从没有哪个民族会拿一种化工废料来喂养婴儿。

  家长们若不是看到“毒奶粉”的报道,是不会带孩子参加史上最大规模的泌尿结石筛查的,也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小孩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此前一年,当美国人发现从中国进口宠物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时,他们只是怀疑中国厂家是否弄错了营养配方,把一种有害的物质当成配料添加了进去,媒体调查后才发现这是一种造假行为。相关报道在全球引发关注,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“国外媒体蓄意炒作,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,把中国商品妖魔化”。谁都没想到,一年以后,国产奶粉真成了妖魔,制造了30万“结石宝宝”,即便是三鹿破产之后,这种妖魔化行为仍在持续。

  首先,三鹿事件的处理受到广泛质疑,2008年9月,共有22家企业的产品被查出三聚氰胺,但只有三鹿破产,企业负责人被判刑;企业对30万“结石宝宝”的赔偿简单粗暴,受害者通过民事诉讼索赔无望,维权之路异常艰难;三聚氰胺究竟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,迄今也没有一个严谨科学的结论。其次,“三鹿事件”已经越过了人类道德的底线,给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,但近两年事件依然层出不穷,甚至愈演愈烈,毒豇豆、地沟油、瘦肉精阴魂不散,最近掺假羊肉、毒生姜、镉大米又令人担忧。就是三聚氰胺,2010年初还杀了个回马枪,5家公司食品被查出超标,还不提一直存在的农残问题及重金属污染问题……人们发现餐桌上放心的东西越来越少。

  我是相信今天的中国乳制品绝对好于5年前的。因为,当年的问题是出在奶源上,三鹿事件后对奶源整顿的力度不可谓不大,记者的回访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但是,仅凭这是否就能让父母们重拾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呢?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(卢斌)

  回访手记:反思了吗?

  2013年3月,我造访了位于河北省的行唐县。县城不大,位于石家庄和北京之间,一入县境便觉华北平原沙尘肆虐,到处灰霾扑面,建筑物简单粗犷,颇有荒颓之感。距离北京如此之近,距离现代如此之远。

  行唐以奶牛养殖闻名,在2008年的“三鹿事件”中一度成为焦点。不少A物质(即三聚氰胺)在这里被奶贩添加入奶卖给奶企,制成配方奶粉后流入婴儿之口。

  如今,围绕着县城的村落散布多个奶牛养殖小区。几年前街边寻常可见的奶牛已被归入小区统一圈养。但每头牛的所有权仍属奶农,这是三鹿事件后的一个统一措施,被认为可以减少鲜奶掺假的流程。

  全县共110个小区。在盖连义上任行唐县奶源办主任后,陆续有几个小区因不达标而遭除名,从省到市的安全检查从未中断,盖连义还经常通过短信平台,给110个小区老板发短信,提醒注意检查组即将前来暗访。

  新的养殖模式看似规模经营,实质并未改变奶牛的产业结构,反倒增加了奶农的养殖负担。他们多抱怨每天要往返小区两次饲养和挤奶,因为饲料成本增加,小规模养殖无法获利,更加重了奶源地的产业危机。我造访养殖小区那几天正值大风,沙尘卷扬,粪味扑鼻。一头头奶牛被牵到槽前,喂秸秆和饲料,蓝天白云绿草如茵仅仅停留在想象中。

  这只是中国奶源地的一个缩影。专家们关于中国奶业的前途早已开始反思,但即使面对触痛灵魂的30万受害婴儿群体,实质性的变化恐怕也远远未曾到来。除却奶源地的建设不谈,奶业的其他方面也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,比如营养价值高的巴氏奶在中国仍然处于边缘行列,部分乳企主要依赖进口廉价奶粉再制成常温奶、酸奶等产品。

  奶企对奶源的争夺也没有止息。盖连义介绍这种竞争时说:“上面一看苗头不对,找奶企谈话给压下去了。”在一些奶业专家眼中,中国奶业的疯狂扩张,带来一堆难以消灭的隐患。

  类似三鹿的罪恶之门一旦打开,想要扭转整个产业的航向并非朝夕之功。我2012年到访过制造有毒蛋白粉的工厂,臭味熏天的环境里,一个捡到的账本记录了罪恶:这类比A物质更加不易察觉的蛋白粉曾流向奶企。工厂老板试图一把火将罪证消灭无形。在无数个隐秘工厂的隐秘角落里,有关奶业安全的威胁仍真实存在。

  尽管不断有人拿出数据来证明现在的奶很安全,也经常有人站出来许诺,但一旦回到三聚氰胺事件发生的起点进行观察,问题就会浮显出来:那些受到伤害的“结石宝宝”家庭似乎并未被认真对待。创痕已经形成,没有真正的救赎,行业的反思从何谈起呢?

  我对这个起点的记忆很清楚。2008年“三鹿事件”曝光时,我正在台湾参加一次游学活动,团队里有台湾人、日本人,还有马来人。在提到大陆奶粉时,大家都禁不住皱眉头,有的人难免问,“怎么能生产这种奶粉给宝宝吃?”

 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,5年后我仍无法回答。(王世宇)

  南都记者 王世宇 实习生 张嘉 发自石家庄、广州、东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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