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键词：结石宝宝 经典报道：三鹿的罪恶之门如何打开 2009年3月28日A14-17版家有“结石宝宝”2009年9月9日深度周刊

　　结石在周梦涵的肾脏中消失3年后，父亲周进的忧虑并没有减轻。

　　2010年下半年开始，周梦涵在深圳上幼儿园了，一个学年后，她被爷爷奶奶带回湖南道县老家。无论是幼儿园老师，还是父母的观察，这个出生于2007年5月的幼儿，显得过于孤僻。

　　周进还发现，女儿的尿液仍然很臭，最近的几次检查，仍显示“隐血”。这意味着，她的健康还潜藏风险。

　　一颗“1.2厘米×0 .8厘米”的结石曾经盘亘在周梦涵的肾脏中，成了这个家庭的噩梦：孩子尿血，并出现尿路感染，尿常规和肾功能均不正常。2008年9月之后，周进带着女儿，求医足迹由南到北。如今结石虽早已消失，他仍在顾虑其他风险……

　　周梦涵是被三聚氰胺伤害的30万婴幼儿之一。而来自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的维权行动，随着核心人物赵连海获刑，早已沉寂谷底。但事发5年后，内地的整个奶品行业仍在为当年失掉的信任埋单。

　　损害几何

　　听周进陈述近年的遭遇，是在东莞市长安镇成片工厂中的一家茶餐厅里。他显得过于瘦削，说话相当腼腆。但当谈及女儿的前途时，这位父亲的态度变得非常坚决，“我不会善罢甘休的”。

　　2013年4月初，周进从佛山来到东莞，在一家制造手机壳的工厂里打工。此前他和妻子在佛山待了几年。孩子每隔三个月或半年就要重新检查。如今，去医院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，但对这个家庭来说，压力仍然不小。

　　周梦涵2008年被查出结石时，卫生部下发通知，要求医院实行免费救治，不得拒诊患儿，待查清事实，分清责任后依法结算。周进手里至今捏着几年来积攒下的10余万元看病发票，试图寻找机会报销。这也是他上访的原因。2009年初，“问题奶粉”医疗赔偿方案出台后，标准被“一刀切”，他拒绝领取2000元标准的赔偿。

　　周梦涵如今与正常孩子看起来没什么不同。只有在上街时，她的恐惧记忆才会被唤醒。周进说，每次在街上遇到“十”字，女儿会不自觉躲到大人身后。

　　与医院相关的记忆也存在另一个“结石宝宝”王琳娜的脑海中。母亲郭彩虹回忆，听到她提出“去外地”，王琳娜会条件反射地说：“要去打针了。”

　　郭彩虹是河南省鲁山县人，她腰部以下残疾，在女儿被发现结石后，这个母亲多次坐着轮椅进京，参加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组织的维权行动。三鹿事件发生以来，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，30万患儿受到不同程度损害。

　　2011年底，王琳娜的体检报告显示，肾部结石已经消失，但颈部淋巴结肿大。肝功肾功检查报告单还显示，3项指标不正常。这被郭彩虹认为与毒奶粉有关。

　　周进说，他的精神压力很大，最担忧的是女儿的未来。多年来，他一直等待着国家关于三聚氰胺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。

　　2009年2月，卫生部向科技部紧急发文，建议启动《三聚氰胺致泌尿系结石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诊治研究》课题研究项目。当时公布的初步研究结果称：除产生泌尿系结石外，尚未发现三聚氰胺本身对肝脏及其他脏器的损害。

　　在2013年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，卫生部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，改为卫计委。这一课题仍没有最新的研究结果公布并见诸报道。

　　目前可查的一篇关于三聚氰胺对婴幼儿肝肾功能的随访研究，来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。

　　在2012年发表的这篇论文中提到，研究人员通过对37例三聚氰胺结石患者进行为期一年的随访检测发现：三聚氰胺对婴幼儿具有毒性作用，主要损害泌尿系，可导致结石形成。

　　该研究还发现“三聚氰胺会引起婴幼儿GPT升高，提示对肝功能有一定损害”。尽管这份研究报告指出，在经过治疗和/或停止摄入三聚氰胺之后，肝功能恢复良好，未发现损害进一步加重的征象。但已足够让“结石宝宝”的家长担忧。

　　家长群沉寂

　　“没人能确保我女儿未来不出问题。”周进说，他必须给女儿一个交待。他甚至认为，这涉及到作为父亲的尊严。

　　这种想法代表了部分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的想法：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，此前从未用于人体食用，谁也不知道它的其他风险。

　　赵连海作为“结石宝宝”之家网站的发起人，曾为受毒奶粉事件影响的儿童争取权益。正是出于这种婴儿健康的未知风险，他当年即对“问题奶粉”的赔偿方案表示不满，认为治疗费不应仅仅局限在18岁之前，而应是终身的。

　　2013年4月9日，赵连海在电话中说，多年的维权让他感到非常孤独。2012年5月，他刑满之后便沉寂下来。

　　在以往的“结石宝宝”维权行动中，赵被指利用社会热点问题起哄闹事，扰乱社会秩序。2009年11月，他被刑事拘留，原因是“涉嫌寻衅滋事罪”。次年11月10日，北京市大兴法院以“寻衅滋事罪”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半。

　　在失去自由1年后，赵连海获得了保释。一个网络博客从2011年开始以他的名义发布关于“结石宝宝”的最新信息。如今，这个博客早已停止了更新。同一年，赵连海联合其他家长，创建了一个民间捐助账户，帮助了近40个“结石宝宝”家庭。

　　周进是这个账户的受益人之一。他带着周梦涵到医院检查后，会把相关的发票和诊断证明寄给赵连海，后者拨钱给他。

　　但现在郭彩虹发现，这个公共账户已被逐渐遗忘，很久没有出现新的捐赠记录。赵连海也承认，即使是最初的创建者，也不再顾及这个账户了。

　　“走到最后很寒心。”赵连海说，他想唤醒更多家长的维权意识，但最后他们都选择了沉默，或者消失。出于家庭和工作的压力，他在刑期服满后也选择了放弃，“我对这个家庭有愧，要多陪陪他们”。但对于当年的行动，他表示并不感到后悔。

　　另一位父亲则在重庆“劳教潮”中被波及。唐琳，重庆市奉节县红土乡人，因怀疑儿子的死亡与服用三鹿奶粉有关，他在“结石宝宝”家长的Q Q群内发表了一些被认为“极端”的言论。

　　与彭洪、任建宇的遭遇一样，这些言论被重庆警方监控。2010年5月20日，他被重庆市劳教委决定劳教一年。唐琳透露，去年12月，在重庆对一系列劳教决定的重新审查中，他的劳教决定也因“证据不足”被撤销。

　　如今，唐琳的Q Q头像仍是儿子生前的照片，而当年家长QQ群已沉寂多时。

　　整治风暴过后

　　2012年赵连海刑满时，一个名叫谷国平的河北农民也提前半年获释出狱，他是因三鹿事件获刑的奶站老板之一。与此同时，因“三鹿事件”被问责和引咎辞职的多名河北官员已经陆续低调复出。

　　周进对此显露出了不满。他称自己之所以选择三鹿奶粉，正是因为妻子刘欢是河北人，妻子老家附近就有大量农民以奶牛养殖为生。直到毒奶粉在周梦涵体内形成结石后，他才察觉到危险的源头距离女儿如此之近。

　　获释的谷国平是行唐县谷底村人，开设奶站时多次将含有三聚氰胺的“蛋白粉”添加进120吨原牛奶中，销售到石家庄市三鹿太行乳业有限公司行唐奶源配送中心，因此获刑4年，并处罚金24万元。

　　在当年的报道中，这些奶站老板被认为是导致“结石宝宝”问题出现的元凶。

　　2013年3月27日，谷国平出狱一年后，开始和妻子经营一个油条摊档。他试图对当年的行为作出解释：“我刚干，还没摸着好头哩。”谷国平说，他此前没养过奶牛，看到别人开奶站赚钱，也投资购买了设备。彼时，他的奶站收奶量从最初的每天三四吨涨到六七吨，但只干了6个月，东窗事发。

　　谷国平将自己坐牢的部分原因归结为“没钱没关系”。他说，当时收奶的都往里加东西，但整个村子只有他一人被抓。

　　谷底村的村民也认为谷国平“运气差”，当年还组织上百人去法院说情。即使时间已经接近5年，一名奶农仍认为，谷国平被抓是因为“点背”。村会计孙会章说，添加三聚氰胺的不是谷一个人，但当时“抓到谁算谁”。

　　谷底村鼎盛时，1000户都养奶牛，如今这个规模已经大不如前。三聚氰胺事件后，行唐县开始了整治风暴，迅即蔓延到这个传统的奶牛养殖村落。

　　目前，全村奶厅已经缩减到3个。奶农散养的模式被养殖小区所替代。每个奶厅建设一个小区，所有的奶牛被集中在一起圈养。一个奶农占地约半亩左右，被以木栏隔开。而小的散养户由于成本增加正逐渐退场。

　　但这种模式在奶业专家眼中并不被认可。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丁棉认为，这并没有改变“把牛当猪养”的本质，只是简单的集中营，也无助于提高奶的品质。

　　行唐县奶源办主任盖连义的工作是监管奶源安全。他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，自己所处的位置“压力很大”。盖连义每个月都要对奶厅的牛奶取样，送往县的检测站抽查。但因为县里没有资质，只能起到预警的作用。

　　“有时候，发现有个别的含抗(即抗生素超标)，公司对照时说他们检测的奶没问题，都收了。”盖连义透露，行唐县目前正在申请检测资质。但即便资质下来，一旦发现问题，还是“以企业的为主”，“他们更专业。”

　　“本能恐惧”

　　如今，赵连海儿子的结石已经清除，但是体质差、瘦弱这些特征都显示，孩子的身体素质低于正常儿童。

　　他不再让孩子接触乳制品，“一种本能上的恐惧，扎在心里了”，他承认，虽然现在市面上的乳制品质量提高了不少，但自己心里的恐惧感却未能消除。

　　而周进则关注香港的“限奶令”，跟很多家长一样，他不再信任国产奶粉。公开报道显示，在三鹿事件后，中国的奶制品安全也经历了多次考验：

　　2008年12月，蒙牛特仑苏牛奶中的添加剂O M P(造骨牛奶蛋白)遭到质疑，被责令禁止。

　　2009年3月18日，浙江省质监局对晨园乳业生产的乳品进行抽样检查，多批次乳品被检出含“皮革水解蛋白粉”。这种物质与三聚氰胺的作用一样，也被用来增加奶的蛋白含量。南都记者2012年在河北学洋明胶厂内找到的一个账本也显示，皮革水解蛋白曾流往奶品企业。

　　2011年12月26日，蒙牛乳业(眉山)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 1超标140%，黄曲霉毒素M 1为已知的致癌物，具有很强的致癌性。蒙牛随即向全国消费者致歉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周进还在为这个家庭寻找一种保证。当“结石宝宝”问题在媒体和公众视野中逐渐消失后，他能做的只是每次回道县老家时去找一次政府。“尽管这没用”，他承认，但至少让政府知道，“结石宝宝”家庭是存在的。

　　仍然坚持跟政府打交道的后果之一是，每年9月11日前后，政府的人会与他联系，劝他不要上访。9月11日，是家长们设定的“结石宝宝”纪念日。

　　周进还准备再要一个孩子。大腹便便的妻子刘欢已经回到老家养胎。和许多“结石宝宝”家长一样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他表现得颇为纠结：“潜意识里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，但又不愿意承认女儿是不健康的。”

　　这个年轻的父亲说，已经准备好给第二个孩子喂母乳，如果营养不够，他将托朋友从香港捎几罐奶粉过来。周进刚到东莞打工，目前每个月的收入是2000多元。

　　(实习生魏亚雄对本文亦有贡献)

　　原作手记：信心来自哪里？

　　奶粉带多了会可能坐牢，被称为“自由港”的香港出台这样的法令，让很多人都大跌眼镜，奶粉不是白粉，至于如此吗？但是，当你想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没制造出让消费者有信心的奶粉，会觉得香港的做法也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2008年9月我在广州的医院采访时，新入院的男孩岑彦亮刚刚做完灌肠，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哭喊。1岁零7个月的岑彦亮1岁后就没喝三鹿，他肾脏内的结石有23×5毫米大，母亲龙金姣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孩子入院当天嗓子突然就哑了。

　　那个病房里接收的全是“结石宝宝”，而且汇集了包括三鹿在内很多奶粉品牌，每份病例就是一份诉状，记录着孩子吃的是什么奶粉与结石的大小。每个孩子都挂着吊瓶，有的从手打，有的从脚打，还有的从头上打，这样输液有好几天了，究竟有没有作用？其实医生也不知道，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这种病的记录，也从没有哪个民族会拿一种化工废料来喂养婴儿。

　　家长们若不是看到“毒奶粉”的报道，是不会带孩子参加史上最大规模的泌尿结石筛查的，也就不会知道自己的小孩受到了严重的伤害。此前一年，当美国人发现从中国进口宠物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时，他们只是怀疑中国厂家是否弄错了营养配方，把一种有害的物质当成配料添加了进去，媒体调查后才发现这是一种造假行为。相关报道在全球引发关注，中国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“国外媒体蓄意炒作，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，把中国商品妖魔化”。谁都没想到，一年以后，国产奶粉真成了妖魔，制造了30万“结石宝宝”，即便是三鹿破产之后，这种妖魔化行为仍在持续。

　　首先，三鹿事件的处理受到广泛质疑，2008年9月，共有22家企业的产品被查出三聚氰胺，但只有三鹿破产，企业负责人被判刑；企业对30万“结石宝宝”的赔偿简单粗暴，受害者通过民事诉讼索赔无望，维权之路异常艰难；三聚氰胺究竟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，迄今也没有一个严谨科学的结论。其次，“三鹿事件”已经越过了人类道德的底线，给食品安全敲响了警钟，但近两年事件依然层出不穷，甚至愈演愈烈，毒豇豆、地沟油、瘦肉精阴魂不散，最近掺假羊肉、毒生姜、镉大米又令人担忧。就是三聚氰胺，2010年初还杀了个回马枪，5家公司食品被查出超标，还不提一直存在的农残问题及重金属污染问题……人们发现餐桌上放心的东西越来越少。

　　我是相信今天的中国乳制品绝对好于5年前的。因为，当年的问题是出在奶源上，三鹿事件后对奶源整顿的力度不可谓不大，记者的回访也证实了这一点。但是，仅凭这是否就能让父母们重拾对国产奶粉的信心呢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(卢斌)

　　回访手记：反思了吗？

　　2013年3月，我造访了位于河北省的行唐县。县城不大，位于石家庄和北京之间，一入县境便觉华北平原沙尘肆虐，到处灰霾扑面，建筑物简单粗犷，颇有荒颓之感。距离北京如此之近，距离现代如此之远。

　　行唐以奶牛养殖闻名，在2008年的“三鹿事件”中一度成为焦点。不少A物质(即三聚氰胺)在这里被奶贩添加入奶卖给奶企，制成配方奶粉后流入婴儿之口。

　　如今，围绕着县城的村落散布多个奶牛养殖小区。几年前街边寻常可见的奶牛已被归入小区统一圈养。但每头牛的所有权仍属奶农，这是三鹿事件后的一个统一措施，被认为可以减少鲜奶掺假的流程。

　　全县共110个小区。在盖连义上任行唐县奶源办主任后，陆续有几个小区因不达标而遭除名，从省到市的安全检查从未中断，盖连义还经常通过短信平台，给110个小区老板发短信，提醒注意检查组即将前来暗访。

　　新的养殖模式看似规模经营，实质并未改变奶牛的产业结构，反倒增加了奶农的养殖负担。他们多抱怨每天要往返小区两次饲养和挤奶，因为饲料成本增加，小规模养殖无法获利，更加重了奶源地的产业危机。我造访养殖小区那几天正值大风，沙尘卷扬，粪味扑鼻。一头头奶牛被牵到槽前，喂秸秆和饲料，蓝天白云绿草如茵仅仅停留在想象中。

　　这只是中国奶源地的一个缩影。专家们关于中国奶业的前途早已开始反思，但即使面对触痛灵魂的30万受害婴儿群体，实质性的变化恐怕也远远未曾到来。除却奶源地的建设不谈，奶业的其他方面也与国际趋势背道而驰，比如营养价值高的巴氏奶在中国仍然处于边缘行列，部分乳企主要依赖进口廉价奶粉再制成常温奶、酸奶等产品。

　　奶企对奶源的争夺也没有止息。盖连义介绍这种竞争时说：“上面一看苗头不对，找奶企谈话给压下去了。”在一些奶业专家眼中，中国奶业的疯狂扩张，带来一堆难以消灭的隐患。

　　类似三鹿的罪恶之门一旦打开，想要扭转整个产业的航向并非朝夕之功。我2012年到访过制造有毒蛋白粉的工厂，臭味熏天的环境里，一个捡到的账本记录了罪恶：这类比A物质更加不易察觉的蛋白粉曾流向奶企。工厂老板试图一把火将罪证消灭无形。在无数个隐秘工厂的隐秘角落里，有关奶业安全的威胁仍真实存在。

　　尽管不断有人拿出数据来证明现在的奶很安全，也经常有人站出来许诺，但一旦回到三聚氰胺事件发生的起点进行观察，问题就会浮显出来：那些受到伤害的“结石宝宝”家庭似乎并未被认真对待。创痕已经形成，没有真正的救赎，行业的反思从何谈起呢？

　　我对这个起点的记忆很清楚。2008年“三鹿事件”曝光时，我正在台湾参加一次游学活动，团队里有台湾人、日本人，还有马来人。在提到大陆奶粉时，大家都禁不住皱眉头，有的人难免问，“怎么能生产这种奶粉给宝宝吃？”

　　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5年后我仍无法回答。(王世宇)

　　南都记者 王世宇 实习生 张嘉 发自石家庄、广州、东莞